不可思议:一个人办了份文学月刊
2022-09-30 09: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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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办的文学月刊

 

在出版管理非常严格的当代,这绝对是中国出版界的一朵奇葩:一个人办了一份文学月刊。

2002年,在新闻媒体工作的我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创办了中国地市级第一家散文类社团组织——常德散文家协会,会刊《散文时代》,对开彩色大报,刊名由著名学者、散文大家李元洛题写,资金由我自筹,虽不是公开刊物,但因为品位高,时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散文大家石英、莫少云、杨闻宇等先生都曾赐稿,是当时长江以南唯一的散文类出版物。

200511月底,我所在的单位常德日报社一把手找我谈话,报社欲筹建报业集团,急需扩充几家媒体,希望我将《散文时代》奉献出来,为报社发展出力。

我未经思考便点了头。于是,报社立即成立了《散文时代》编辑部,为报社内设二级机构,而我当时任常德晚报编委兼新闻部主任,是个令人眼红的职位,但为了报社筹建报业集团奉献力量,我同意出任《散文时代》编辑部主任一职。

报社通过公关,与宁夏文联主办的《朔方》文学月刊签下了合办杂志的协议,即由常德日报社出版具有《朔方》刊号的《朔方·散文时代》,协议规定,常德日报社每年向《朔方》缴纳管理费10万元,《朔方·散文时代》作为《朔方》杂志的B版每月下旬出版发行,终审权归《朔方》杂志社,当月5日前将清样邮寄给《朔方》杂志社主编终审。

待各种手续办完,时间已是1220日左右,根据清样送审规定的时间,2006年一月号的编辑时间仅剩半个月了,稿件倒不成问题,因为原《散文时代》报还有大量积压的稿件,包括名家稿件。最令人头疼的是,报社只给我一间办公室两张办公桌一台电脑,只保证我一个人的基本工资,可在报社招一名广告员,其他经费一律自行解决。我在全报社招募广告员,因为是文学刊物,没有一个编辑记者愿意投到我的门下,于是,我便以光杆司令的角色悲壮地上阵了,俨若堂吉诃德与风车一战。

 

不可思议:一个人办了份文学月刊

第一期清样在规定的时间用特快专递寄出,这段等待审定的时间就是我拉广告的时间,因为没有广告,等于就得从自己家里拿钱出刊物。而广告位只能是封二封三封底,幸好真正的朋友出手相助,三个广告到位,我估算了下,首期拟印刷3000册,除去提成、印刷费、设计费、投递费、稿酬等成本,不亏,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第一期终审只刷掉了我写的卷首语,这也是全年十二期唯一被终审刷掉的文章,卷首语如下:

泛散文时代就这样来到了我们面前,悄然地,却真实地呈现。

这并不是我们的独创,只是由本刊第一次提出。

泛散文现象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是时代的特征在文化上的折射。

这是个流浪的精神在寻找家园的时代,

这是个无法确立文学霸主的时代,

这是个多元创作多元欣赏的时代,

这是个充分体现散文精神的时代。

实际上,在我们将散文“规范”为一种定义前,我们的前人曾经挥洒过那么多的自由的文字,

现在,无拘无束地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或一种需要,快节奏的生活,人们需要精神上的小憩,多品种的散文无疑成为大众的最优选择,沙发上,床头边,或旅行的途中,长至几千字,短则几百字的散文,像一杯清茶或咖啡,像一缕阳光或一滴清露,或给人激情或让人沉思,或仅仅是让人莞尔一笑,它不想负载更多更沉的使命,它只想让阅读者愉悦或轻松,或在轻松中变得睿智。

非诗非小说非戏剧非论文的,一切具有美感的文字,我们不希望读者去弄清它们是不是“规范”的散文,你只要感觉好就行。这个时代,没有一种刊物能占领所有的市场,读者也不可能从一种读物中找到所有适合自己口味的文章,本刊既奉上宫廷大餐,也奉上乡野小吃,各取所需,在泛散文的天地里,自由选择,快乐阅读。

我当时也是太天真,《朔方》杂志社怎么会接受我这个很潮的概念呢?第一期杂志出版了,这也是常德唯一公开出版的文学刊物,我嗅着油墨香味,激动得热泪盈眶。我花50元请了报社的一个发行员,让他在投递常德晚报的过程中,顺便将《朔方.散文时代》投递到我指定的地方,主要是宾馆茶楼酒店和企事业单位,全国主要文学刊物和大型图书馆则邮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报社竟然不提供财务服务,因为刊号是宁夏的,而宁夏方也不提供财务服务,这其实是双方协议中的一个最大漏洞,让我欲哭无泪!于是,我拉广告时,尽量拉民营企业的广告,以免除需要发票的烦恼。

编刊不是问题,第一期出版后,稿件如雪片般飞来。最现实的问题是,下一期的广告在哪里,若没有广告,硬着头皮也要出版。于是,我每天清早醒来望着天花板问自己:今天到哪里去找谁谈个广告呢?

 

不可思议:一个人办了份文学月刊

担任晚报新闻部主任时,经常有人请吃请喝,而出任《朔方.散文时代》执行主编后,我便沦为了“乞讨者”。那一年,我提烂了两只公文包,因为里面总塞满了杂志,准备随时向人推介;走烂了两双皮鞋,为了节约成本,很少打车。刻在脑海里最深的一幕时,有一次我去一家单位拉广告,我站在单位头头紧闭的办公室门口打他电话,电话铃声在办公室内响起,当我说明来意后,那头头说他在外地出差。我没有去敲门,只感觉内心悲凉如水。

本来很清高的我,为了杂志生存,那一年十二期,每期广告都拉满了(当然也有个人骗了我,未支付广告费),有了广告,重点稿件的稿费比其他名刊不会低甚至还高,我即使在拉广告过程中要付出尊严,但我也要捍卫写作者的尊严,稿费是一定要保证的!

一年下来,酸甜苦辣尝尽,但值得欣慰的是,有三篇作品分别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资料卡片》转载。我正准备对2007年的刊物栏目进行调整时,不知是谁向新闻出版总署状告了《朔方》杂志社,称违背了出版规定,于是,一段神奇的合作便终止了。组稿、编稿、设计、拉广告、发行等等,一年12期,为了单位,为了可怜的文学(那时正是中国的文学期刊处于濒死期的时候,不像现在的文学期刊成了香饽饽),我咬牙挺过来了,算是人生一段佳话。

但报社为了凑齐成立报业集团的几个媒体,杂志还得硬着头皮上,于是以内刊形式改了刊名继续办,但我不愿干了,希望回到新闻岗位上去,就此被打入冷宫三年,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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