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批评胡适说明了啥？

 胡适：史上最憋屈的文人

毛泽东与蒋介石是政治上的死敌，他俩认同的人应该也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也是如此，蒋败走台湾时，有一批知识分子追随他而去。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认同毛泽东的政治主张的。

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批判台湾的知识分子，或蒋介石批判大陆的知识分子，都在情理之中。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竟然同时批判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哲学家、文学家胡适。

本来，毛泽东是十分尊重胡适先生的，上世纪20年代，毛泽东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胡适已是世界知名学者了。胡适对毛泽东也有过帮助。1920年4月，27岁的毛泽东在湖南领导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取得胜利，他立即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从信中的语气来看，毛泽东当时简直像是向领导或长辈汇报成绩一样充满欣喜，充满尊敬，“借重”一词足可看出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中是多么需要得到胡适这样的名人支持。因为此时，毛泽东已在心中抛弃了先前景仰的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而把胡适当成了偶像。

直到1954年12月，毛泽东才正式与胡适“恩断义绝”，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全民大生产，发展大工业，唯心史观显然不利于这场社会变革，毛便命令周扬拟写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案，于是，一场影响整个知识界的政治斗争开始了，胡适在大陆被批得体无完肤，即使是他以前的好友也因为自保而赤膊上阵。

毛泽东批判胡适也就罢了，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台湾的蒋介石几乎同时也批评了胡适，要知道，胡适是他的御用文人呀，御用文人遭到政治死敌的批判，蒋介石理应对胡适给予安抚，哪知他还“落井下石”呢？我们谁都可以想象当时胡适的心应该是凉透了的。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实施概置不顾，令人悲叹！

说实在的，毛泽东批胡适时，用词都还算文明的，但蒋介石对他的御用文人胡适用词可谓恶毒之极，“无道义无人格”，这已把一个世界知名的知识分子形象贬损得够狠了。

那么，蒋介石为何如此不顾及胡适的情面呢？  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实施概置不顾……在蒋介石心中，胡适完全没有大局观，当时的台湾，蒋政权第一要务是稳定，站稳脚跟，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思想一致，认识统一，但如果胡适等人一味地宣扬“自\由\民\主”，那么势必与蒋介石铁腕治台产生冲突，政权重要，还是几个文人重要？不言而喻。 

这是否可以这么说呢：政治家与文人也是天敌？

政治家都是有政治抱负的，胸怀天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可以流血；而文人呢，虽然也对政治充满了兴趣，但似乎就是为寻找政治家的破绽而生的。政治家放眼天下，看得很远，如果只看几步，也就不是政治家了；而文人注重当下，多感性或情绪化，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在理性方面，甚至不如科学家。

如钱学森归国造原子弹，他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但假如是一个文人看待原子弹呢，也许就是慷慨地吟道：

啊，我多么希望，

戈壁的上空腾起的不是乌黑的蘑菇云，

而是一朵艳丽的花！

吟诗的人根本不去思考，一朵艳丽的花是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否则又怎能存活！

所以，文人与政治家，很难在一个频道上思考问题。

1942年3月，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差点丢了小命，她在此文中揭露了当时革命女性在婚姻、家庭与工作中面临的尴尬处境，暗示一些没有文化的土八路娶了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贺龙、王震等一批将领咆哮着找毛泽东讨说法，贺龙更是扬言将部队从前线拉回。

于是，毛泽东找了个王实味当了替死鬼。而丁玲直到40年后仍不承认自己错了，“我说的都是事实呀”。是的，文中所叙肯定是真实的，但局部的真实放在更大的背景下之后，就微不足道了。试想想，前线的将领正在浴血奋战，你丁玲在后方嘀嘀咕咕，在政治人物的心中，国难当头，必须稳定军心，杀敌的将领重要，还是吟诗作赋的重要？

所以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何那么刻薄地骂胡适了，在蒋介石心中，你胡适喊几句民\主\自\由取悦于百姓当然很容易，但要治理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该要有多难？“对国家前途与实施概置不顾”，也就是说，胡适这样的文人只顾自己的“名”这样的“私欲”，心中没有大义，这样的文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家的眼里，当然就没什么价值了，甚至还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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